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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和“9·11”事件后初期相比，不仅恐怖活动的案发频率、伤亡程度大幅攀升，跨国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也进一步增强。“9·11”事件后，美国民众的疑问是“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如此恨我们？”如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却是“为什么我们无法阻止这些恐怖分子？”

本书回答了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我们面临的跨国恐怖分子从哪里来？“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何以成效不彰？未来全球反恐战争将向何处去？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各种观点、案例和数据等信手拈来，尤其是使用了大量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和外交、安全战略文献，分析问题时如抽丝剥茧、娓娓道来，语言简练而又不失缜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本书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中国立场出发独立地阐释全球反恐战争，并将宏观战略研究与微观反恐问题进行融合研究的大胆尝试。

作者简介

王震，法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2018—2019年度访问学者，兼任上海反恐研究中心理事、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近年来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中东问题研究。曾先后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并多次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等委托的重要课题研究，目前正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民委有关课题。王震博士已在《社会科学》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研究》等学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参与编写专著章节十余部，出版有专著 《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外交：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新华出版社，2013年），翻译有《统治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4年）、《国际反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此外，他还先后在《世界知识》 《中美聚焦》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近百篇。部分研究成果曾获“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第十二届和十三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上海社联2014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仲礼学术奖”。此外，他还曾入选国家民委“首批优秀中青年专家”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计划，并先后获得“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和“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目录

导论（001）

第一章全球反恐战争与跨国圣战运动（012）

第一节“跨国圣战”的相关概念、内涵与分期（013）

第二节跨国圣战运动的滥觞：阿富汗抗苏战争（018）

第三节跨国圣战运动的异化：从“阿富汗毕业生”到“基地”组织（031）

第四节第三波跨国圣战运动：全球化时代的怪胎——“伊斯兰国”（038）

第五节后“伊斯兰国”时代的跨国圣战与全球反恐（055）

第六节余论：全球反恐何为（068）

第二章全球反恐战争的困境与根源（071）

第一节全球反恐战略困境的含义（072）

第二节技术根源：远程交通与信息革命（080）

第三节意识形态根源：“圣战”思想的全球化（100）

第四节霸权政治根源：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迷失（111）

第五节世界经济根源：全球化带来的冲突与鸿沟（124）

第六节国际制度根源：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缺陷（134）

第七节国际秩序根源：国际格局转型与局部失序（149）

第八节余论：全球反恐的未来（159）

第三章全球反恐战争转型与中国（168）

第一节美国全球反恐战略调整（169）

第二节跨国恐怖活动升级与反恐战争的教训（181）

第三节全球反恐战争转型的表现（187）

第四节全球反恐战争转型对中国的影响（198）

第五节余论：全球反恐战争转型的前景（209）

附录（212）

参考文献（征引文献）（326）

后记（343）

精彩书摘

　　导论“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讲话以及“9·11”事件后不久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等文献中多次被提及。“9·11”事件后，被彻底激怒的美国小布什政府立即将其定义为一场“战争”，并带领盟友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 GWT）。

　　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美国和盟友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对以“基地”组织为首的跨国圣战武装进行追剿，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击毙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一批恐怖组织头目。同样是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阿富汗战争硝烟未散，美国即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实施了“政权更迭”。这两场以“反恐战争”名义进行的战争带来了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在全球穆斯林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使西方国家深深地陷入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对抗；它打破了中东地区本就脆弱不堪的地缘政治平衡，在中东地区引发了剧烈的内部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它触发了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强烈反弹，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一波前所未有的跨国圣战浪潮；它促使美国调整了战略重心，将大量战略资源用于“反恐战争”而无暇他顾，造成自身相对实力快速下降，加速了新一轮国际格局的转型进程。

　　若干年后，也许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会发现，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全球霸权或许并不是完全因为“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而走向了瓦解，但其全球霸权的衰退进程无疑和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密不可分，至少“9·11”事件和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是美国霸权走向没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把“9·11”事件当作冷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不为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反恐战争带来的各种后果至今仍在渐次显现，而战争本身仍未有穷期。

　　在阿富汗，这场被称为战后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至今远未终结，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威胁和局势失控的风险使得美军始终无法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在伊拉克，美军在2011年底的快速撤离引发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快速崛起。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已被基本打垮，但其庞大的残余势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其未来前景和影响仍存有悬念；在欧洲，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再到伦敦和柏林，各种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事件接二连三，积极参与反恐战争的欧洲各国正面临着“9·11”事件以来最为猛烈的恐怖活动浪潮；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全球反恐战争“示范效应”和“洼地效应”的影响，正面临着跨国恐怖活动快速扩散，以及国内极端势力、分裂势力等走向“塔利班化”的风险。即便是在美国本土，虽然“9·11”事件后各种反恐防范空前加强，但仍无法阻止本土恐怖主义和“独狼型”恐怖主义的袭击。“9·11”事件后，美国民众最大的疑问是“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为什么如此恨我们？”如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我们为何无法阻止恐怖分子？”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及其高官一再称其为“战争”行为，并据此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政府将“反恐”提升至“战争”层面究竟是一种心血来潮，还是为了利用这一契机推行其全球霸权而深思熟虑后推出的概念，我们目前仍不得而知。早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为介入阿富汗抗苏战争而提出并发展了“低烈度冲突”的概念。美国军方将“低烈度冲突”界定为“从恐怖主义、革命、反革命到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的冲突，这些冲突通常由政治组织进行，旨在实现推翻现存制度并代之以新的领导人或社会政治秩序的目标”。 Army FM 100-30， Low Intensity Conflic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81， p241987年6月，里根政府在根据第277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制订的《关于“低烈度冲突”的国家战略与政策》中，进一步将其界定为“竞争中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其程度低于传统战争，高于国家间的常规和平竞争。它涉及竞争原则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其范围从颠覆活动到武力的使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umber 277： National Policy and Strategy for Low Intensity Conflict （U）， Washington， June 15， 1987如今，时过境迁，谁也不曾想到曾经处心积虑地倡导这一战略的美国却成了此类“低烈度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对于在小布什政府中权倾一时的美国新保守派来说，“低烈度冲突”的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要寻找一个全新的概念来表达。这个新的概念，正是“全球反恐战争”。

　　在“9·11”事件之前，以首倡“文明冲突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已经展开了一场文明之间的“准战争”，但是“准战争仍然是战争”。他认为，“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似乎就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0页。不过，这场文明之间的“准战争”却并不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的。亨廷顿自己也指出，这场“准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1980—1995年间，美国在中东地区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相比之下，“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同上，第240-241页。

　　然而，关于这场所谓“战争”的性质，实在是一个见仁见智却又始终无解的话题。根据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界定，“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与此同时，战争还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47页；［法］雷蒙·阿隆著：《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5页。如果单从政治性这一角度来衡量的话，无论是本·拉登发动的“9·11”恐怖袭击，还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所采取的报复性军事行动，无疑都可归入“战争”的范畴，因为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但是，这样的“战争”又和此前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所有战争形式有着明显不同。不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诉求事实上也是模糊不清的。换言之，在彻底消灭对手之前，似乎谁也无法改变对方。

　　保罗·吉尔伯特将“反恐战争”称之为“新式战争”，并指出了它与“旧式战争”的一些不同。比如，反恐战争并不是直接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战争中的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在旧式战争中，“报复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军事目的，而在新式战争中，报复仅仅用来平衡日益加深的不公平感”。此外，战争的政治目标和战争效果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也没有一种达到目标和效果的确定方式。“正如罪犯永远不会停息，警察永远不会停止工作一样，恐怖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的结束战争的迹象；因为双方都感觉不公正仍将继续，所以战争将会超越公正这一领域。” ［英］保罗·吉尔伯特著：《新恐怖与新战争》，王易、傅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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