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发生16年之后，当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已变得地普遍，为何仍在使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分子？当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马里、索马里以及其他各地的战争令形势雪上加霜时，为何政客还会觉得战争是应对恐怖之道？为何叙利亚或是民主刚果等地的冲突永无休止？为何当显然毫无胜算时，武装团体还要继续作战？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玛丽?卡尔多教授使用“全球安全”一词来指代应对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方式，运用对于战争与安全文化的深刻了解，在新书《全球安全文化》中，首 次提出了“全球安全文化”的概念，探讨了当前四种典型的全球安全文化类型——地缘政治、新型战争、自由主义和平、反恐战争，以解释为何在全球层面上调整促成安全的方式、令其适应当下的挑战，是如此困难，并对当下的全球安全形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活动做出了评估，试图找到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冲突与战争的可能路径。

　　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英国知名学者。生于1946年3月，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简称PPE）学士学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创始成员。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全球治理系教授，兼任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The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 Research Unit）主任。2003年，卡尔多教授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以表彰她对“民主和全球治理”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Globalisation）、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涉（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新型战争（New Wars）。著有《正在解体的西方》（The Disintegrating West, 1978）、《巴洛克式兵工厂》（The Baroque Arsenal, 1983）、《想象的战争：理解东西方冲突》（The Imaginary War: Understanding the East-West Conflict, 1990）、《全球公民社会：对战争的一种回应》（Global Civil Society: An Answer to War, 2003）、《人的安全：反思全球化与干涉》（Human Security: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 2007）、《新型战争与传统战争》（New and Old Wars, 2012）等作品。

　　这部引人入胜、能够激发思考的作品，对于当下的全球安全形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活动作出了评估。其作者是安全研究领域z富洞察力的学者。
　　——安德鲁·芒福德（Andrew Mumford）
　　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教授

　　在《全球安全文化》这本书中，玛丽·卡尔多运用对于战争的深刻了解，探讨了作为今日战争标志的新型恐怖。本书对我们理解当代安全形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在交战各方越来越不会受到惩处、和平促成者的权力越来越弱小的时代，卡尔多的新书对战争为何会绵延不断、世界为何一再地未能关照那些亟需照顾者给出了必要和迫切需要的分析。
　　——莱丝·杜塞（Lyse Doucet）
　　英国广播公司（BBC）首 席国际事务记者

　　“地缘政治”话语
　　“地缘政治”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末。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叙事，通常都始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将海权视为理解各国兴衰的关键，以及地理学家麦金德（Harold Mackinder）——他的“历史的地理学转向”（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常常被奉为地缘政治的经典文本。麦金德提出了地理因素对于历史的决定论。他的论点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强烈影响，认为国家只有通过夺取领土和掌控通信工具、海权，或是（麦金德作品中的）铁路，才能生存和繁盛。于是，德国著 名地理学家和动物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了“有机国家理论”（Organic State Theory），认为“欣欣向荣的国家应当从缺乏活力的国家那里夺取领土，否则它们也将丧失活力，在经济、政治和人口方面染上疾病”。此类论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作为卡尔·施米特理论的先驱，麦金德尤其认为，对于国内的巩固而言，外部威胁是必要的：“那些塑造出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理念，通常都是在面临共同困境和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情况下被接受的。”
　　这些作者都将欧亚大陆视为至关重要的地区。马汉发明了“中东”（The Middle East）这一术语。对麦金德而言，“世界政治的中心区域”则是“广袤的欧亚大陆；船只无法到达这里，但在古代，这里却是向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敞开的；如今将要被铁路网络覆盖”。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地理的报复》（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一书可谓这种思维的现代版本。他表示：“地理决定论的睿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它认识到了人类最为深刻的斗争不是关于理念，而是关于控制领土，尤其是欧亚大陆的腹地及边缘地带。”
　　接近于“地缘政治”的一个术语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Realism）。这一术语源自“现实政治”，尤其是俾斯麦的这一理念：在世界事务中重要的是“铁与血”。二战过后，根据这场战争的经验，卡尔（E. H. Carr）和摩根索（Hans Morganthau）等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开始关注军力建设的重要性。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成了冷战现实主义流派的思想英雄，他们将外交政策设想为各国的一场大棋局。他们沉浸于一种奇怪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懒惰的论证之中，即将各个国家视为有着总是会向外表现出来的情感、理念和动机的个体，这些情感、理念和动机为他们所了解，并且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或是军事力量支持下的外交手段来管理和实现。布热津斯基《战略眼光》（Strategic Vision）一书中的这一段落就是一个例证：
　　即使在今天，关于美国领导地位能持续多久的不确定性，欧洲在世界事务中丧失核心地位以及欧盟在政治方面的无能，俄罗斯对于已无力占据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怀旧之情，对于中国不久之后就将崛起为一支世界强权的揣测，印度急切地渴望被视为一支世界强权的雄心及其内外弱点，日本迟迟不愿将自己的全球经济实力兑换为咄咄逼人的政治行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一现实：如今的全球领导力基础更加广泛，但凝聚力更弱了。
　　于是，俄罗斯是怀旧的，印度是雄心勃勃的，日本则是犹豫不决的。然而，究竟是谁有着这样的情感？是其政治领导人，还是全体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这些情感又是如何产生的？“欧盟政治上的无能”是什么意思？指的是缺少军事力量吗？
　　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再度发出了将欧亚大陆视为“世界的权力中心”的回响——正因此，“美国必须关注地缘政治维度，必须在欧亚大陆发挥影响力，建立起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均衡局面”。
　　现实主义被认为是“现实”的，因为它涉及的是关于战争和军事力量的“硬道理”。然而实际上，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愈发变得“理念化”或曰“规范化”了。也就是说，它提出了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应该追求由硬实力界定的国家利益。于是，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批评称，要么是由于小布什身边那些新保守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要么是由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游说团体发挥的作用（该团体推动的亲以色列政策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政策的地缘政治性不够强。当今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存在着大量经济、外交和文化关系，而在越南、伊拉克或是阿富汗等地对于军事力量的运用又是极为无效的，于是地缘政治思维的现实主义色彩（在“关注现实”这一意义之上）也就变得十分黯淡了。
　　事实上，冷战叙事当然不只限于地缘政治。冷战双方还都诉诸意识形态：这是一场事关自由还是极权主义的斗争；或者，这是一场事关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一意识形态元素是与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的成形过程以及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相关的，因为需要比地理因素更充分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全球地位正名。实际上，冷战时代的特征是地缘政治与政治意识形态怪异地交织在了一起。例如在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被认为是“自由世界”的一员，因为他们支持（并依赖于）美国；苏东阵营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则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卡普兰或米德等人谈论起回归地缘政治时，他们的意思是重新关注国家的行为而非人道主义问题——例如对大屠杀或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暴行作出回应——或是“9?11”事件之后的恐怖主义。这些作者的意思是，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声索、朝鲜咄咄逼人的行动，或是伊朗对真主党及哈马斯的支持，需要从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才能加以解释，也只有通过与其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才能对此起到遏制作用。这一观点显然有助于强化地缘政治的基础设施，但或许同样会催生它本应解决的问题。
　　由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吉罗伊德·奥图亚塞尔和西蒙·多尔比等学者提出的“批判性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安全文化有着十分相近之处。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地缘政治是一种渗透于“各国日常生活之中”的“社会—文化现象”。或者用多尔比的话来说就是：“批判性地缘政治……是对如何用地理因素为国家权力服务进行考察，这种国家权力常常是关于战争及暴力的。”理查德·阿什利也以类似于我使用“文化”一词的方式使用“共同体”（Community）这一术语，以此来对“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国际共同体“在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之中，即‘铁与血以及不道德的人’，也就是怀有马基雅维利精神的思想家；而不是藏在某种深层结构内……而是就在现实主义强权政治中那些常态化的行动、技术和仪式的表层”。
　　地缘政治安全文化所包含的话语是由与军事力量及外交政策相关的国家机器塑造的，这套话语既是辩护性的，又会经由教育、职业生涯的结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参与者的社会生活再生产出来。它为军 队及国家结构的参与者提供了令其感到舒适的解释模式。这一棱镜忽视了21世纪全球权力的生物政治性；或者说，这种话语已经陷入了生物政治的形式之中。
　　……

　　在第 一章中，我将提出“全球安全文化”的概念，并揭示它与“战略文化”以及萨森的“集聚”、阿德勒和普利奥的“行动共同体”、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布尔迪厄的“场域”以及福柯的“装置”等类似概念的关系。接下来的四章将对四种主要安全文化的谱系或曰演化过程展开初步探讨。
　　第二章探讨的是“地缘政治”这一安全文化，将勾勒出在民族国家和常备军兴起的过程中该安全文化的源起。我将表明在后冷战时代，无论是就军费开支的规模而言，还是就占国家安全话语的比重而言，地缘政治依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文化。然而，尽管地缘政治在安全机构和安全话语这两方面依旧保持着主导地位，但我认为安全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具有“生物政治”性，而非“地缘政治”性。也就是说，对军事实力的占有或使用更多地与掌控人口而非攻城略地相关。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权力投射的主要形式是“交往性”的，权力是通过展示人们普遍认定的那些权力工具得以操演的。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军事力量被用于针对民众，而不是别的军事力量，例如针对平民或是恐怖分子。
　　第三章探讨的是“新型战争”这一安全文化，将新型战争的演化过程追溯到了二战结束后的非常规战争。新型战争被视为与政治及军事角逐不同的一种安全文化，以解释这种安全文化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并扩散开来。在这一章中，我将描述新型战争是如何不断发生变化的，以及该文化是如何与其他各种安全文化互动的。于是，新型战争与自由主义和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混合型和平，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稳定的和平；在这样的和平局面中，交战的各方依旧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新型战争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克兰那种混合型战争。新型战争与反恐战争互动的结果则是圣战的扩散。
　　第四章探讨的是“自由主义和平”，这是一种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与联合国、欧盟或非盟等国际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安全文化。本章探讨了与自由主义和平及其各成分——例如人道主义、促成和平及维持和平——相关的矛盾与困境。作为一种安全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平，依旧仰仗于过去那种战争或地缘政治思维，其基础理念源自传统的和平观，而这种和平观是作为对18、19、20世纪欧陆战争的反应被提出的。我们能够观察到，在传统的和平观与源自经验及由本地公民社会团体提出的新型倡议之间存在着持久的紧张关系。新的可能性正是显现于这一紧张关系之中。
　　第五章探讨的是“反恐战争”。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远程追捕行动。反恐战争最初是由地缘政治塑造的，但它已演变成一种采用专门策略（例如，大规模监视、根据一套算法和技术标准进行识别尤其是由无人机进行的空中轰炸，以及特种部 队突袭）的独特安全文化，并且还形成了专注于此的一套基础设施，包括大量情报机构、私人安保承包商及特种部 队。反恐战争与恐怖一同催生了一种普遍的不安感。反恐战争与新型战争结合起来，构成了发生在当下的比20世纪式战争“更多之物”。
　　第六章的标题是“地理”。本章探讨的是各种全球安全文化在具体环境中有何表现。这一章提及了我们进行“转型中的安全”研究项目时研究过的三个地点——波黑、阿富汗和叙利亚。波黑是结合了新型战争与自由主义和平的混合型和平的典型代表；阿富汗是新型战争、自由主义和平与反恐战争相结合的代表；叙利亚成了新型战争、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中最糟糕成分的实验室，自由主义和平则被排挤到了边缘位置。安全文化框架主要被运用到了这些地方。本书并没有讨论拉丁美洲或是亚洲。
　　本书结语部分探讨的是我们从上述分析中能够学到什么，以便提出足以逆转当下趋势的新方法。本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拯救文明，需要做些什么。这一全新的“别的东西”是极为支离破碎的。在被恐怖笼罩的地方之外，是相对而言安全的区域，那里的人们依旧共同生活在一起，或是就别样的安全形式展开协商。我想问的是，在弥漫着不安全感的地区能够发现的这些遭到包括自由主义和平在内的所有安全文化或是攻击、或是无视的“文明的岛屿”——公民社会团体，促成了本地停火协议的那些城镇，合法的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安定区域——如何才能成为新型和平或曰后自由主义和平的基础？有什么方法能够利用各个主要安全文化之中的张力与矛盾，在文明的实验基础上更进一步？